從永續經濟談生態女性主義實踐

前言

    這篇文章構思期間，常常回想起民國97年7月24日（2008年）那天，到台中主婦聯盟合作社訪談在中台灣深耕的主婦聯盟合作社前理事主席麗芬（謝）身影；她那讓人想要依靠的有力臂膀與精神，轉眼間，不覺得她走遠，反而，她的實踐哲學常縈繞耳際，她說：「『勇於開口，敏於行動，樂於承擔！』就是我們這群女人覺得該做，就趕快去把事情做一做，但是說起來很容易，可能也都經過十年的時間！[1]」如果一個人、一個組織、一個社區到整個社會的實踐生命，從倡議、推廣到形成文化的生成過程需要十年之久，而世界範圍內的生態女性主義從1970年今創造何種反思與運動策略？為何生態是永恆的經濟？從1990年代到今台灣的環境運動與合作經濟運動的脈絡相結合，所創造出來的生態女性主義實踐，開拓出何種視野？

生態是永恆的經濟

1970年代，非洲肯亞的「綠帶運動」與印度的「Chipko運動」，成為婦女運動與環境運動互為辯証的典範。1977年，肯亞的馬阿薩伊女士（Wangari Maathai）眼見村子薪材短缺、沙漠化嚴重和土力流失。於是，她發起種樹運動。這個運動以農村婦女為主，著重於婦女草根運動的培力教育，提高她們在健康、生計、與環境的經營能力，她們在村落設立育苗場，建設讓婦女方便取水的設施，提供就業的機會。

馬阿薩伊認為樹就是和平，她覺得與其花費大量經費購置武器，倒不如投資在改善人們的生活品質，因為貧窮的成因在於發展模式的錯誤與資源分配的不均。千棵樹運動不僅建立了泛非洲綠帶網絡，也建立國際綠帶運動網絡，為第三世界可持續發展的實踐做出具體的承諾。
    不幸，在1990年代初期，馬阿薩伊教授反對開發商強佔公有地，曾遭到肯亞當局監禁與鞭打，但是她的意志反而更為堅定。2002年，來自基層的力量把她推上國會議員的寶座。她也是「非洲減債運動聯盟」(Jubilee 2000 Coalition)的重要發起人，這個聯盟要求取消富國對非洲窮國的債務。2004年的諾貝爾和平獎頒給了馬阿薩伊教授，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認為馬阿薩伊教授有二大貢獻：推動環境的友善治理和草根自治力量的經營。
   1973年4月，起源於印度喜馬拉亞山區的「抱樹運動」（Chipko）是因為印度的原始森林遭大量砍伐，取而代之的是種下商業用途的油加利樹和松木，剝奪了Chipko婦女依賴原始森林所提供家庭生計的能力，於是她們採用甘地非暴力運動，由村民抱住樹木集體阻擋伐木行為，這個運動成功向政府索賠被奪走原始林的損失，印度政府也承諾在15年內禁止伐木。
   「抱樹運動」以鄉村婦女為主，在1980年代已發展為上百個去中心和村民自治的社會網絡，這個運動保護了喜馬拉亞山區5千平方公里的森林。「抱樹運動」的活躍份子巴互谷娜（Sunderlal Bahuguna）定義「生態是永恆的經濟」，參與運動的基層婦女則說：森林提供了乾淨的空氣、水與土壤。聯合國環境計劃非常認可這個運動，因為抱樹運動從少數官僚手中拿回森林資源經營的權力，這個運動的推動者在進行一場社會經濟革命，因為這些方案建立了人與自然的和諧，並重新看待發展是要滿足在地居民的基本需要，達到和平、愉悅與興旺的文化生活。
   女性主義運動與環境運動的相互對話與支援，在30年間已發展出豐富的實踐經驗與理論資源生態，生態女性主義（Ecofeminism）在此社會運動脈落下誕生了。生態女性主義是在1974年由法國女作家弗朗莎‧德邦娜(Francois d'Eaubonne)在《女性主義或者死亡》一書中創造的。
    生態女性主義理論化的出現要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學者如麥爾絲（Maria Mies）、席媧（Vandana Shiva）、莎雷（Ariel Salleh）、尬德（Greta Gaard）、菩朗伍德（Val Plumwood）、史德娟（Noel Sturgeon）和瓦蘭（Karren Warren）等人，她們都有跨學科與跨國際的研究背景，麥爾絲的研究領域是社會學，她從德國到印度參與多年的Chipko抱樹運動，並與印度女科學家席媧合寫關於生態女性主義的著作。菩朗伍德有人類學的背景，莎雷是精神分析專家，她們除了活躍於國際的生態女性主義運動外，更進一步理論化生態女性主義與社會主義的關係。
婦女與自然環境同時被剝削
    學者畢娜‧阿噶瓦（Bina Agarwal） 歸納出生態女性主義運動的四個特點：1.認定西方男性中心宰制是性別壓迫與環境惡化的共同根源；2.否認文化專屬於男性，女性不再被歸類成未馴服的自然環境；3.婦女的剝削與自然環境的剝削同時發生，婦女有責任終止男性對這兩者的壓迫；4.生態女性主義結合女性主義與生態主義思考，向平等與非等級社會的實踐目標邁進。總而言之，生態女性主義運動是解決生態與發展危機的動能。
   大體上，生態女性主義關注全球環境的惡化，首當其衝的是經營家務勞動與生計的婦女。當水資源污染或乾涸了、樹木不見了、土地因為氣候變遷造成耕種的困難，婦女在食物、醫藥與教育上必然承受更重的負擔。因此，可持續生計發展、森林保護、安全的水、土地權與土地經營、再生能源、企業對環境的責任、生物多樣性的保護和反對工業廢棄物等訴求，成為生態女性主義實踐的方案。
    2000年以來，生態女性主義運動份子活躍於世界或區域社會論壇，向世人展現出「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總的來說，由於過去生態女性主義近30年的實踐，她們在政治培力、性別發展、健康、環境和反對任何對婦女的暴力等方面的努力，都已有了可觀的成果，為人類未來和平之路奠立了基石[2]。

生態女性主義實踐經驗在台灣：徐蘭香、林淑英與謝麗芬

1990年代，台灣解嚴後的生態環境運動，由女性領導的案例，屬徐蘭香的反對關西農藥廠最為突出。1992年她在關西客家庄領導了四個月反公害的運動，因而被控妨礙自由，被判緩刑二年。「農藥場事件後，我開始反鄉村高爾夫球場。那個業者已經投資一億多元，黑白二道對我進行所有可能的動作：把我挾持到荒郊野外，警告我『做事不要太超過，要懂得適可而止』；地方民代警告我騎車要小心，過了不久我就出車禍；家裡的電話被竊聽、電話線被剪斷；我報警處理，警察卻愛理不理。接著，他們抹黑我，說我向受害農民勒索、在抗爭農藥場時期接受賄賂，把賄賂所得在南部開設養雞場等。而另一邊，也有候選人企圖搭反高爾夫球場的順風車，作為獲得選票的手段[3]。」

出生在自給自足的客家鄉鎮，蘭香所經驗到農村的純樸與安寧，被高速公路、農藥廠破壞了，她後來變成獨立撫養二個未成年的單親媽媽，經過顛沛流離的生活，她養過雞，賣過水果，後來落腳於台東，製造有機醋，協助當地農民種有機作物。蘭香認為生態結合有機生活：「你問我理想中的和平生活是什麼樣子？我理想中的是沒有國家，但做起來又好像……我認為跨國際的貿易其實是跨國際的污染，什麼物暢其流！資本家的總站就在銀行，我們應該要對這東西產生懷疑，終極是要生產和使用平衡。銀行與蚯蚓是頭跟尾，銀行不見了，蚯蚓起來了──我不知如何形容──就是和平[4]。」

也是解嚴後投入環境運動的林淑英，這幾年來投入河川保育運動有成。但是她參與環境運動約有二十年時間，她說：「1989年，我到主婦聯盟擔任志願工作者，恰逢臺灣開始『反建第四座核能發電廠』、『反對在左營續建第五座輕油裂解廠』等環境運動；我們第一次上街頭遊行抗議時，都做簡單的面具遮住臉龐，怕被攝影存證。隨著社會的自由度增加，集會遊行變成常態，我們參加遊行時常常被安排在第一隊，說是避免殺氣騰騰[5]！」

後來林淑英同蘭香一樣投入山林保護的行列，她說：「在臺灣不斷彈唱山河悲歌、政府的產業政策卻不重視永續發展的年代，我們曾為了新竹具有個要填平三個山谷、填方高達數十公尺的「關西精密機械園區發展案」，在內政部營建署門口（敦化南路底）設靈堂，祭奠臺灣「山河不保 水土流失」；繼而數度絕食靜坐抗議，一群人為此案被警察抬離營建署14樓的電梯口……此案在1996年7月底的賀伯颱風重創臺灣後，終於停止[6]。」

護士出身的林淑英後來投入社區大學河川保護的行動，透過河川教育、文史導覽、口述歷史，持續捍衛景美溪的保育工作。林淑英認為她的工作就是：「不斷搭橋溝通、堅定腳步、整合資源、學習照顧無法為自己發言的環境的努力過程，如此盡一份公民責任[7]。」

 謝麗芬1990年台中主婦聯盟基金會成立籌備的時候，她在開安親班。她從1983年帶著女兒到美國奧斯丁，198年剛回來下飛機，她的老大就說：「媽媽，我沒辦法呼吸了！」做為家庭主婦，展開了從減少保麗龍盒到共同購買，從有機農業的推廣到親自做有機推肥等………

麗芬說：「我也有經歷過那種挑尿、挑糞的施肥，這是最原始有機的。為什麼要進行有機耕種？鼓勵人消費有機產品，是從環境保護的角度上去切入的。希望這個土壤、水，不要受到太多的農藥、化學肥料污染。進行有機耕種中面臨的困難非常多。」面對消費者、農友、女性與技術人員的關係，麗芬認為為要從合作中產生關係。

 她說：「我們的合作經濟一直想要讓婦女創業，鼓勵婦從生產、消費、就業集結集資起來，不用很多錢，然後就去設一個小小的店面，讓大家方便取貨，所以叫「取貨站」。「取貨站」的結餘是歸他們自己的，合作社的結餘是歸大家的[8]。」

結論： 從她們的行動反思

   生態女性主義的實踐是另類發展的思考，包括原住民的地方知識、女性知識、鄰里群體、在地住民科學、另類醫療、靈性治療、人類安全等，都是另類發展的可能性。莎雷強調：「生態女性主義的政治從婦女的遠景出發，提供了對資本主義父權文化不願妥協的批判，生態女性主義是社會主義，因為是對不幸的地球的一種尊榮，生態女性主義是人性加上生態的重組生態，是後殖民的論述，因為解構了歐洲霸權。」[9]

   世界範圍內的生態女性主義的實踐，期待可以改變狹隘的民族主義與貪婪的資本主義的惡性發展，共同建立一個與生態和諧、平等的社會，。